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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5年，中央机关开始实行新的工资制度。
北京，中南海，周恩来在核对干部行政级别时，遇到了一份特殊名单：郑位三没有现任职务，也没有军衔，工资标准无法直接套用。
这不是普通的登记疏漏。
工资制度一旦建立，行政级别就关系到干部的生活待遇，也体现着组织对其历史贡献的评价。
郑位三长期因病休养，已经不能承担一线领导工作，可他的革命资历和功劳，不能简单按“无职务”处理。
周恩来没有自行决定，而是把情况报告给毛泽东。
毛泽东听完后，态度十分明确：“定为行政三级，享受副总理级待遇。
” 一句话，解决了难题。
郑位三这个名字，很多人并不熟悉，但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，他是绕不开的人物。
他出生于湖北黄安，也就是今天的红安县。
少年时期接受新思想影响，后来进入湖北甲种工业学校读书，逐渐从一名求学青年走上革命道路。
参加革命后，他并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个人声望上，而是扎扎实实做群众工作。
回到家乡后，他创办夜校，组织农民识字，向普通百姓讲解时局和革命道理。
在那个年代，办夜校并非简单教几个字。
农民能够读通知、看传单、明白土地和组织的关系，才可能真正参与到革命中来。
郑位三看得很清楚，武装力量要站得住，必须有群众基础。
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，黄安地区的革命形势骤然恶化。
许多人离开队伍，地方组织受到严重冲击，黄安县委一度只剩郑位三坚持工作。
他将机关转移到七里坪，又派人分赴各地联络党员，尽力保存革命火种。
有人劝他暂时离开，他只说：“队伍可以分散，组织不能散。
” 正是这种坚持，使鄂豫皖地区的革命力量没有被彻底打垮。
后来，红四方面军在这一地区发展壮大，离不开军事斗争，也离不开此前长期积累的群众工作。
郭述申曾评价，若没有郑位三等人早期发动群众，部队很难迅速形成规模。
郑位三的特点，不只是善于做政治工作。
他对根据地建设和游击战争同样有自己的判断。
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后，他留在鄂豫皖坚持斗争，在兵力不足、粮食缺乏的情况下，依靠地方群众展开活动，多次避开强敌围剿。
1934年，他随红二十五军一部转入陕南，继续建立根据地、发展武装。
作战中，他重视地形、民情和敌军行动规律，常常通过当地百姓掌握消息，再决定部队进退。
战友称他“位老”，认为跟着他作战，既有方向，也有办法。
有一次，部队攻下宁陕县城后准备休整。
郑位三判断敌军不会久等，规定部队只能停留八天。
有人觉得时间太短，结果第九天，敌军果然进入县城，而红军已经提前撤离。
抗日战争时期，郑位三在淮南地区工作。
1940年春荒严重，军民生活都很困难。
他组织干部研究筹粮、借粮和生产自救，还亲自参加捕鱼、挖野菜、开荒种地等工作。
那段时间，他把根据地的生存问题看得比个人身体更重，长期劳累也使旧病不断加重。
解放战争中，他担任中原军区政治委员。
中原突围前，组织曾考虑安排他离开险境，但他坚持留下，与李先念等共同研究突围方案。
带病坚持指挥，使他的身体进一步恶化。
1948年以后，郑位三因胃溃疡、十二指肠溃疡等疾病，逐步转入后方休养。
没有了具体职务，却不意味着他从革命历史中消失。
毛泽东多次询问他的病情，希望他能够恢复健康。
也正因为这段经历，1955年工资定级时，周恩来才格外慎重。
若只看当时的职务，郑位三似乎没有对应标准；
若看他在鄂豫皖、陕南和中原地区作出的贡献，又不能把他当作一般休养干部对待。
毛泽东的决定，实际上是对一名老革命家历史地位的确认。
郑位三获得副总理级待遇后，生活依旧十分俭朴，并把相当一部分收入用于帮助红安老区的战友和烈士家属。
那些没有写在职务表上的贡献，至此有了明确的制度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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